(一)“其他手段”的司法界定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的相应规定可知，暴力、胁迫手段并非强奸罪的充分必要条件，也就是说暴力、胁迫并不是行为人实施强奸行为的唯一手段，司法实践中情形多变，法律规定不能涵盖所有，故用“其他手段”对强奸罪的手段条件进行了框定。《若干问题的解答》中规定：其他手段，是指犯罪分子用暴力、胁迫以外的手段，使被害妇女无法抗拒。例如：利用妇女患重病、熟睡之机，进行奸淫;以醉酒、药物麻醉，以及利用或者假冒治病等等方法对妇女进行奸淫。而张明楷认为：“其他手段，是指采用暴力、胁迫以外的使被害妇女不知反抗、不敢反抗或者不能抗拒的手段，具有与暴力、胁迫相同的强制性。”“暴力、胁迫与其他手段都必须达到使妇女明显难以反抗的程度。”

　　《若干问题的解答》与张明楷教授对于“其他手段”的界定明显存在一定的差别，二者系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。《若干问题的解答》强调“其他手段”的关键是妇女无法抗拒，不管该手段是否具有强制性，但是张明楷认为其他手段的强制性程度是与暴力、威胁相类似的。对此，作者认为，虽然暴力、胁迫和其他手段是采用并列的方式在刑法条文中予以规定，但是这不代表暴力、胁迫、其他手段具有相同的属性，如果刑法的立法本意是将“其他手段”比照暴力、胁迫予以界定，则完全可以采用“暴力、胁迫等手段”来规定，没有必要提出“其他手段”这样一个概念。当然对于其他手段我们也不宜做扩大解释，因为这样会造成将一切违背妇女意志的手段都作为强奸罪的手段，这就失去了刑法条文对强奸手段界定的意义。

　  为了更好的在司法实践中界定其他手段，我们应从立法本意出发，依据《若干问题的解答》中列举的情形，抽丝剥茧，剥离出“其他手段”的本质特征。妇女对性有自由支配的权利，当妇女因为行为人的某种手段丧失了自由支配的能力时，行为人就有可能构成强奸罪。故对“其他手段”的界定，应从妇女丧失对性自由支配的能力的角度出发，从身体条件和心智条件两方面界定“其他手段”。《若干问题的解答》中重病、熟睡、醉酒、药物麻醉均是对妇女身体情况的框定，即妇女在上述身体情况下因不知晓自己的行为而不知反抗，或是即使知道，但因为身体条件所限不能反抗;利用或者假冒治病则是对妇女心智条件的框定，即妇女客观上知晓自己的行为，但是主观上却认为行为的目的不在于“性”，而在于治病抑或其他，也就是说妇女因为被告人的某种手段错误的理解了行为性质，看似同意发生性关系，实则违背其意志，就像是心理麻醉。《若干问题的解答》中用“等等方法”来扩充列举的情形，故“其他手段”亦应该与上述方法相类同。

　　其他手段是指犯罪分子使用、利用暴力、胁迫以外的手段，使妇女的身体条件受限不知反抗或者不能反抗，使妇女的心智条件受到蒙蔽，因错误认识而不知反抗。

　　(二）并非所有的“欺骗”都能认定为强奸的犯罪手段，对于这个问题，我们首先要区分意识和意志：意识在心理学上指有意的、有自觉认识的心理活动。在刑法上是指识别能力，即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意义、性质、作用、后果等的分辨和判断能力。意志、情感等是人们决定达到某种目的而产生的心理状态，是人的内部意识向外部动作的转化过程。意志对行动的控制和调节作用，或表现为推动、激励人们采取必需的行动来实现预期的目的，或表现为制止、阻碍那些不符合预定目的的行动发生。简单地说，意识是对事物属性的认识，而意志是依据该认识而做出的为或不为的决定，正确的意识是不违背行为人意志的基础。

　　综上，判断欺骗是否在强奸罪其他手段之列的关键是：欺骗手段是否影响了妇女的意识。如果妇女基于错误的意识而做出意志决定，即使该决定表面上不违背妇女意志，但实际却不符合妇女预定的目的，此时，行为人则可能构成强奸罪。诸如《若干问题的解答》中所举之例，假冒治病就是利用欺骗手段影响了妇女对性行为的认识，性交并不符合妇女治病的预定目的，虽然妇女系“自愿”发生性行为，但是其本质是违背妇女意志的。但是，如果欺骗手段并未造成妇女对性行为本身的认识错误，妇女对性行为的性质、对象、后果等都有正确的意识，只是欺骗手段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妇女的意志决定，则行为人可能不构成强奸罪。例如，行为人声称与妇女发生性关系后以赠送汽车作为报酬，但事后反悔。此时，妇女对性行为的本质、对象都有正确的认识，只是是否有回报可能会影响妇女的意志决定，但此时的欺骗就不能成为强奸罪的犯罪手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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